在东亚社会，每发生一场性侵案件，
总会提到一个高频词——“熔炉”。
一部改写了韩国历史的电影，
在豆瓣电影全球排行榜上高达第18名；
一本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小说，
推翻了韩国的法律；
今年是小说《熔炉》出版十周年，
我们与作者孔枝泳连线，
当她回忆起决定与真相站在同一阵营那一刻开始，
如何与富家千金的身份割离；
如何在写作时遭受人身威胁；
2006年的一天，韩国首尔，43岁的孔枝泳翻开报纸，看到一篇简短的新闻，报道光州一所听障儿童寄宿学校里的性侵案件。校长和总务主任在内的10余名教职工，长期性侵听障学生，却因为加害者权势太大，在判决中被无罪释放。记者这样描述最后判决日的法庭现场：“被告判处轻刑，并得以缓刑，翻译成手语的瞬间，法庭内充满了听障人士发出的惊呼声。”孔枝泳被这一段话震动了，她仿佛能听见听障者的喊叫，这一行文字似乎已经印在她人生中一年时间之久。她坐不住了，马上行动，跑去了事发地光州。用写作将真相还原。
小说出版后的十年间，韩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：2011年9月，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，共有570万人看了这部电影，数百万人在网上发起案件重启调查的请愿；同年10月，韩国国会通过《熔炉法》，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小说名命名的法律，切实改变了儿童性侵的法条；
于是，“熔炉”这个词有了新的意义，它常被用在性犯罪、性侵害有关的事件中，在中文报道中也经常被引用，比如“某地版熔炉”这样的用词。其实韩国一直有着文学推动社会发展的传统，比如1960年小说家崔仁勋的《广场》、1971年黄皙暎的《客地》以及不久前轰动东亚社会的赵南柱作品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。孔枝泳因为《熔炉》等多部触及社会问题的小说，被称为“韩国文学的自尊心”，并多次被韩国网民投票为“能代表韩国的作家第一名”。
《熔炉》出版十年后，今年57岁的孔枝泳经历了三段都不太完满的婚姻，现在三个孩子在各地打拼，她自己一个人搬离了首尔老家，住在韩国南部智异山的山脚下，正在为新的散文集做最后的收尾。与我们视频连线时，孔枝泳笑眼盈盈，聊起跌宕起伏的人生和从写作中记住的真实，温柔却坚定。她在以一名文学作者、一名女性的身份不停发声、不停质问，熔炉十年后，世界变好了吗？
我写小说已经满20年了。很奇怪，对人生了解越多，就会对人越失望；但更奇怪的是，与这失望相当的对于人类的敬畏、想反抗的力量却在我体内滋长。面对现实社会无力的我，写作是我和世界抗争的唯一方法。
10多年前，在报纸上看到听障学校的性侵新闻时，我觉得太讽刺了，因为事发地光州是韩国的民主圣地。当时是三审过后，审判都结束了的状态，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我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去采访的。我那时想，即使现实中不能推翻审判结果，我也要去了解孩子们遭受性暴力的事实。
在和孩子们相处的10天里，我什么都不敢问，也不敢说，怕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。于是我就一直带他们吃好吃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孩子们第一次打开心扉，向我说出事实：“无论男孩女孩都遭受了性侵害、不分对象的殴打虐待。”之后，我反复往返首尔和光州，调查还原真相。直到现在，只要一想到初次见面就信任我、把故事告诉我的听障孩子们的眼神，我仍然会流泪。
回来后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写，写得很痛苦，经常发烧、生病。我几乎不出门，不能去见朋友，也不出去吃饭，一直待在家里面。加害者本来就是很有权势的人，他们找到了我，约我见面，威胁我。写小说的期间，卢武铉总统去世了，韩国的民主退步了很多。当时的情况和小说内容的吻合程度让我不寒而栗，但我没有停下我的笔。看初校、二校，直到完成这本小说，我整整瘦了七公斤。
小说在网上连载时就引起了很多关注，书出版后，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，一看，是孔刘托人写给我的。那时他还在军营里服兵役，收到了上级送他的礼物，一本《熔炉》。他看完后立马决定写信给我，他说：“如果翻拍成电影，请麻烦让我出演男主角吧。”之后也听到他对外说：“拍摄电影《熔炉》是决定我人生的瞬间。我也会老，到我六七十岁的时候，我希望可以对自己说，做得对、没有错、不后悔。”
一年半后电影上映了，有一次我在家里看了两份报纸，把报纸展开，从第一版到第五版全部都是《熔炉》的报道。我在家门口坐出租车，司机师傅打开了广播，20分钟的新闻有15分钟都是和《熔炉》有关。翻拍成电影让一切截然不同了。我总觉得这件事要被记在史册上，国家好像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说实话当时我内心有一些恐惧。又过了一年半，《熔炉法》颁布：废除遭受性侵后需在五年内提起诉讼的限制；废除强奸未成年残疾儿童后，可以通过经济协商达成和解且不予立案的内容，且大大加重了惩处力度。
就在小说和电影都完成的那一年，这些孩子们成年了，要开始独立生活了。我听说他们在学习咖啡师课程，想开一家小小的咖啡店。所以我和出版社一起筹钱，资助了他们的咖啡一号店，取名叫“独同咖啡店”，独同是“独自”和“一同”的意思。咖啡店生意非常好，不久二号店也开业了，每年圣诞节，我常常带着披萨炸鸡去陪他们过周年庆。
《熔炉》是99%和1%之间的问题，1%是性侵犯的校长、老师，是检察官、法官、律师，我写下的是世上99%的人如何被1%的人欺负的故事。个体的幸福是有限的。人们大多是和国家、和时代一起同苦同乐的。从这个层面考虑，我想为改善社会问题做出点微薄的努力。我的小说不只是单纯关注社会问题，同时我也习惯了把眼睛望向那些受伤的人、在哭泣的人、孤单的人。
我1963年出生在首尔，家境还算富足，可能同龄孩子的家庭奋斗十年也赶不上我家。父母是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精英，我又是最小的女儿，所以从小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里长大的。也正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过任何差别对待，所以我对外来的男女差别或者不正当的压迫十分敏感。大学我在延世大学读英语专业，毕业后干过很多工作。最先是做社团的干事，拿的最低工资，负责接听电话；后来又到了出版社，还去工厂做过女工。
我从高中开始写作，但从没想过要当小说家，我是作为诗人出道的。整理书桌时我看见了旧笔记上抄写的保罗·艾吕雅的文字，那是学生时期抄下来的：“真正的诗没有修饰，没有谎言，也没有彩虹光芒的眼泪。真正的诗了解世界上有沙漠和泥沼，也有上蜡的地板、弄乱的头发和粗糙的手......生命之中有诗。”生命之中有诗，是啊，文学是嵌在生活里的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，也因为学生运动进了监狱。在空荡荡的牢房里，我思考以后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。结果是我想写小说。在监狱里就开始构思，一出来就动手写了，那是我第一部短篇小说《拂晓》。
我的人生中有七年写作空白期，是因为七年不幸的婚姻生活。现在回想，当时我应该是抑郁症，每天晚上都在发愁，每晚至少喝两瓶烧酒才能睡得着。但我还要养育孩子们，不得不重拾写作，我突然想写死刑犯的故事。那时候我活得够绝望了，想找到比我更加绝望的人，让自己不至于觉得自己太惨吧，这是有点自私的想法。
为此，我在拘留所和死刑犯们朝夕相处了六个月，写出了《我们的幸福时光》，这是我的代表作之一。书出版后，引起了当时韩国社会就是否废除死刑问题的强烈讨论。小说完成后其实不该再与他们见面了，但我还是会经常去拘留所看望他们，到现在已经是第17年了。创作永远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，写作过程中有时候全身毛孔的都会紧缩起来，就像蚕抽丝一样。这样抽出来的丝，人们会夸它像丝绸一样顺滑，但其实是我精疲力尽之后的结果。
从我们那一代开始，文坛女性作家明显活跃了起来。在韩国我应该算得上是女权主义者的鼻祖了。我在27年前发表了成名作《像犀牛角一样独自前行》，提到女性主义小说，在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之前，就是它了。在人生道路上，其实两性关系是很重要的，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没能给我这方面的建议，她只交往了我爸爸一个男人，经历了当时很罕见的自由恋爱之后就嫁给了我爸爸，成了全职家庭主妇。所以我妈妈既没能给我关于男人的建议，也没能告诉我如何同时维持家庭和工作。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想知道这些，所以五年前，当我的女儿离开我独立生活，我为她写了《亲爱的女儿》。
她常向我抱怨好好吃饭、好好生活太难了，所以我在每教给她做一道家常菜时，也给她一些简短的人生建议。也希望能讲给和我女儿差不多年纪的25岁至35岁的读者们听，这本书今年在中国也出版了。举例来讲，“在觉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怎么办呢？”“觉得我的未来没有希望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”虽然我不能亲自去给她做饭，但我写的文章可以像一碗温热的汤一样传达我的心意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们有两项任务：离开和做自己。成熟的第一步就是离开，即便这意味着挑战、恐惧、危险和艰难。第二步，不管我们的离开是否得到认可，都必须坚定立场。关于区分执念与爱——
之所以会痛苦，是因为自己的内心太执着，所以痛苦才会源源不断地从心中涌出。痛苦来自哪里，哪里便是执念。
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很开心，可他如果不这样做，你就会陷入悲伤和痛苦的深渊，那么这就是执念。
对于不断给你带来痛苦的人（不管这个人是谁），如果你无法跟他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，那就是执念。
一共27道菜，27个人生故事，都是我在平时经常会做的一些非常简单又好看的家常菜。比如菠菜沙拉是书里介绍的第一道。其实都称不上是料理，把菠菜洗净，盛在漂亮的碟子里，再随意撒上芝士粉就完成了。但你在做饭的时候，在进行仪式感的过程中，可以用这段时间回顾你一天的生活，静静地思考。
我当了三十多年的母亲，是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。在我写作生涯里，遇到太多帮助过我的人。如果我告诉他们，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了没有翅膀的天使，他们一定会笑出来。现在我是单身，住在庆尚南道河东郡智异山的山脚下，过着特别简单但幸福的生活。写书写了20年，我很庆幸自己一直在讲述真实。如果我们觉得真相没有价值，就真的会失去力量。不要用满腔的愤怒和眼泪结束，要凝视真实直到最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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